自宋至清，139位詩人留下了238首吟詠霍童支提山的詩作，形成了蔚為壯觀的文學現(xiàn)象……

霍童支提山聲名顯赫，歷代登臨游覽者不勝枚舉，留下諸多吟詠。這些詩作較為集中地收錄在袁冰凌《支提山華嚴寺志》中。據(jù)該寺志統(tǒng)計，自宋至清，共有139位詩人留下了238首吟詠霍童支提山的詩作，形成了蔚為壯觀的文學現(xiàn)象。而宋代，則是霍童支提山詩歌書寫的開端，這一時期的詩作數(shù)量、寫詩主體、詩作客體、詩作內(nèi)容及文化意蘊均呈現(xiàn)出一定的書寫特色。

《支提山華嚴寺志》中收錄有宋代詩人16位、詩作21首：鄭鬲《游支提山》、鄭南《蓮花墩》、周璇《游支提寺》、鄭昌齡《題說法臺》、葉衡《同諸寅丈游支提寺》、姚望之《雍熙寺》、李洪《贈支提德最》、余復《游霍童峰》、陸游《雍熙寺與僧夜話》、黃履翁《雍熙寺觀題名》、江南劍客《鶴林宮》、蔡伯源《霍童峰》、王平國《題雍熙寺》、阮登炳《重游支提讀諸公題詠》、陳嘉言《游霍童》（4首）、白玉蟾《游霍林洞》《元旦在鶴林偶作》《題華嚴寺》。

本文從他處輯錄詩人5位、詩作9首：高頤《支提禪寺》、白玉蟾《云游歌》、徐夢發(fā)《支提禪寺》、李彌遜《和表之清陰亭作》《與粹之游支提，九日仲宗以詩酒見寄，次韻答之》、釋慧空《送支提化士》《寄支提禪師》《和支提秀和尚》《送僧三首其二》。

書寫霍童支提山的宋代詩人，從籍貫而言，以福建或?qū)幍卤镜丶炚呔佣?，也有外籍但仕宦旅居寧德者，以及少?shù)遷居或途經(jīng)者；從身份而言，既有文人士大夫，也有僧人道士。具體而言，鄭南、鄭鬲、周璇、鄭昌齡、余復、姚望之、黃履翁、阮登炳、高頤等9人均為寧德士子，熟諳家鄉(xiāng)山川風物；葉衡、陸游2人曾任寧德主簿，徐夢發(fā)淳祐十年（1250年）任寧德知縣，有機會深度接觸支提山的自然人文風貌；蔡襄之孫蔡伯源為仙游人，李彌遜祖籍連江，白玉蟾為閩清道士，釋慧空為福州出家僧人，這些都是籍貫在福建省內(nèi)的士人、僧道；宋末陳嘉言為建州（今建甌）司戶，避元軍亂，入支提山；另有李洪、江南劍客、王平國3人身份未詳。

霍童支提山有許多人文景觀，如支提寺、蓮花墩、說法臺、鶴林宮、霍童洞等佛道教的勝跡，吸引了眾多游人，也有許多詠嘆詩篇。其中，以支提寺、鶴林宮最為著名。支提寺，初名華嚴寺，宋開寶九年（976年）吳越王錢俶建，曾先后名雍熙寺、政和萬壽寺、華藏寺、華藏萬壽寺。鶴林宮，即霍林洞天。

此外，霍童支提山自然風光亦十分優(yōu)美。南宋淳熙《三山志》載：“支提山，東有童峰雙峙，壁立無際；次則蓮華石、甘露池。西有神僧石窟、葛公巖，巖南有蘇溪帶繞，鶴嶺襟連。北有菩薩、紫帽二峰相望。”更有甚者，自然景觀還被賦予禱祝之功用：“旁有瀑布，鄉(xiāng)民每遇亢旱，輒于北面遙禱。”這些奇絕秀麗的山水景色，也吸引了眾多文人的駐足吟詠。

從詩歌內(nèi)容而言，霍童支提山書寫可分為游覽山水之作與寄贈和作兩類。其中，第一類作品數(shù)量較多?，F(xiàn)存30首詩歌中，有16首直接以“游”“題”為名，是詩人對支提山風景的親身體驗與直接描繪。這類詩作往往以細膩的筆觸、巧妙的聯(lián)想描摹支提山的自然、人文風光，并寄寓個人情感，展現(xiàn)出詩人的思考感悟與審美意趣。

如葉衡《同諸寅丈游支提寺》：“杖策共隨喜，天寒奈九秋。水花分塹弱，山木抱云稠。更向支提宿，真從惠遠游。自憐幽興熟，來往亦風流。”描摹了一幅深秋支提游覽圖。頷聯(lián)將水花、山木與秋風、云霧巧妙聯(lián)系起來，“分塹弱”“抱云稠”形象地描繪出水花因秋風而起顫動、山木因云霧互相纏繞的幽靜氛圍。詩中“喜”“真”“憐”寥寥數(shù)語，展露出詩人游覽支提山的歡喜和對自由生活的向往。

還有8首，詩題雖未直接呈現(xiàn)游覽之征，但內(nèi)容皆為游覽。如陸游《雍熙寺與僧夜話》，作于紹興二十八年（1158年）寧德主簿任。彼時，他暢游支提山，留宿雍熙寺，與寺中僧人深夜交談，有感而發(fā)。

第二類寄贈唱和之作有6首，詩題中已有“贈、寄、送、和”等字眼。此類詩歌往往以支提山為背景，側(cè)重情感流露。如釋慧空《送僧三首》（其二），通過描繪支提山禪宗修行的場景，表達出送別僧友的感傷與祝福。

宋詩中的霍童支提山書寫既涉道教意象，又有華嚴宗和禪宗思想，佛、道共現(xiàn)，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福建地區(qū)自唐以來釋、道交織的文化現(xiàn)象。

自唐代始，霍童支提山便成為佛、道二教的匯聚之地。盛唐時，該山因道教顯赫，受統(tǒng)治者重視?！短藉居钣洝份d：“列仙霍童游處，唐天寶六年（747年），敕改為霍童山。”得皇帝欽賜山名。唐末杜光庭《洞天福地岳瀆名山記》列其為天下三十六小洞天之首，宋《云笈七簽》亦將其列為“第一洞天”，排序在五岳之前，聲名愈發(fā)壯大，有“不到霍童空對仙”之說。

同一時期，該山在佛教中嶄露頭角。唐代僧人釋元表率先將《華嚴經(jīng)》所稱支提山定位至寧德。《宋高僧傳》載：“釋元表，本三韓人也。天寶中（742—756年）來游華土，仍往西域瞻禮圣跡，遇心王菩薩指示支提山靈府，遂負《華嚴經(jīng)》八十卷，尋訪霍童，禮天冠菩薩。至支提石室而宅焉。”《三山志》亦載：“咸通九年（868年），僧好德為《支提山記》云：‘昔，則天朝有僧號元表……盛新《華嚴經(jīng)》八十卷，躬自赍荷，來尋茲山，乃卜石窟而居。’”可知中唐時，僧人元表受天冠菩薩指引，背負《華嚴經(jīng)》來到霍童山麓尋訪支提山。晚唐五代，無論是閩國、吳越還是南唐，都十分重視該山的佛教因素，在山中出資建華嚴寺，亦稱支提寺。至宋代，中國佛教八大派系中，禪宗盛行，華嚴宗中興，許多佛教宗派在閩中流行，而以禪宗最盛。原為華嚴道場的華嚴寺，宋徽宗政和五年（1115年）改為禪寺，佛教界有“不到支提枉為僧”之說。

在道教和佛教的雙重影響下，宋代詩人的霍童支提山書寫有濃重的道、佛因素。詩歌中經(jīng)常使用道家及佛教意象。如“山色依然仙不至”（鄭南《蓮花墩》）、“訪道尋真日往還”（余復《游霍童峰》）等詩句出現(xiàn)“仙”“道”等意象；“天冠隱處多奇絕，時見彌空花雨來”（鄭昌齡《題說法臺》）兩句運用“天冠菩薩”“漫天花雨”等佛教意象，有濃厚的華嚴思想；“踏破禪床秋月皎，水云閑淡入精神”（高頤《支提禪寺》）以“禪床”為載體，描繪出超越世俗的禪修心境，體現(xiàn)禪宗“明心見性”的思想，充滿禪學韻味。

霍童支提山是福建地區(qū)非常具有特色的地域勝境，有著人文與自然風光的雙重影響力，對該山的游覽及題詠已經(jīng)形成了福建地區(qū)蔚為壯觀的文學現(xiàn)象。從宋代人們對該山的游覽及吟詠中，可以見出其鮮明的文化意蘊及特征，也折射出寧德在宋代福建文化中的重要地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