陳恭民

十多年前，筆者的一篇散文在省報和地級報的副刊同日刊出。前些日子，與友人結伴到富春溪畔的森林公園游玩，那里的樟樹林參天蔽日，如威風凜凜的將士守護著人類的家園。

我跟朋友炫耀寫過贊美樟樹的小文章，并拿出手機上網(wǎng)搜索，結果讓朋友大失所望，讓自己大為驚訝，該文登在一家首都大報上，2000多字的文章一字未動，但署名卻不是敝人。

“這樣的竊賊也太猖獗了吧，投訴他！”大家義憤填膺。我笑說，沒什么，從某種意義上看，還要感謝那個人，是他（或她）在幫擴拙作的傳播力、影響力。

“你這么看，表面是大度，其實是縱容剽竊者”朋友紛紛反對我的態(tài)度與作法。后來，我也跟相關部門溫婉地反映過，但石沉大海，未有回音。

在沒有互聯(lián)網(wǎng)之前，剽竊是不容易被發(fā)現(xiàn)的，只因古今中外的著作汗牛充棟，抄襲者采取改頭換面或移花接木等手段是極難被抓到的，面對浩如煙海的圖書，靠人力甄別打假若大海撈針，除非大段大段或通篇剽竊。現(xiàn)如今，網(wǎng)絡云計算像照妖鏡似的，只要有人檢舉，輕敲鍵盤、指點屏幕，偷雞摸狗之徒決定無所遁形。

即便如此，學術造假依舊如麻如粟，而且很多是學士、碩士、博士，其中還不乏大教授、大學者、科學家等社會名流。

人們很難將社會名流與盜賊連在一起，殊不知剽竊就是小偷、賊寇。平日里，你不可能看到博士、教授到超市偷東西，可能性微乎其微，一旦被抓個現(xiàn)行，百口難辯，臉往那兒掛？可是抄襲人家的著作就不一樣了，那些名流大腕大有“竅書不為偷”的僥幸心理，一旦東窗事發(fā)，要么狡辯蒙混過關，要么干脆不認帳。

也許您會問，著作權法都頌布好多年，作者維權有法可依，緣何因剽竊事件對簿公堂的官司案件卻少之又少？除了打官司異常麻煩之外，誰能保證自己的屁股總是干凈的？鑒于此，有良心的學者呼吁：“應該從國家的層面上建立學術誠信體系，讓造假之徒一次剽竊，處處受限”。

前些年，某地有一文學青年十分活躍，經常在報紙副刊上看到他的游記隨筆。從他的大作可知，作者系事業(yè)單位公職人員，卻有機會周游全國名山大川，而且有時一個月就玩了七八處，好生羨慕。后來，某編輯告訴我，那人的所有作品都是抄襲的，亦無穿靴戴帽，加以粉飾，剽竊手段也并不高明，幾乎是從縣級報紙和網(wǎng)站“拿來”，所以不容易被發(fā)覺。

剽竊的目的非常簡單，一為名，二為利?？墒且怀淮€正著，名利皆丟，斯文掃地。就像上述那名“文藝青年”，未出事前風光無限，如今在報紙和網(wǎng)站上再也難覓其蹤跡。

顧炎武在《日知錄》中有這么一段話：“凡述古人之言，必當引其立言之人。古人又述古人之言，則兩引之。不可襲以為己說也”。 著作權法正式施行不過近十來年的事，而中國的古人早就注意到學者文人“不可剽竊”這個規(guī)矩?！兜茏右?guī)》更是告誡世人：“有余力，則學文”。畢竟，做人是第一位的，做文次之。